“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余秀华的诗不错，我对女作家比较宽容，她们的不简单。莫言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的作品?余华，他完了。” 汉学家顾彬 顾彬的办公室在外国语大学一栋砖红色的教学楼里，从2011年起他成为了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着拖鞋，”站起来迎接我们时他先道了个歉，“因为我腿不太好。”办公室两个房间，四面墙都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我坐下时，身后正对着的是两册厚厚的《辞源》。 采访的前一天，顾彬早上4:30起床，看“小猪”踢欧洲杯。6点，他来到办公室开始写信、写诗。8:30，参加北外举办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下午，他来到北师大，做自己持续四周的主题为“翻译是在做哲学:极端翻译理论”的，当时下着雨，主持人和很多听众都迟到了，他抖抖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雨衣，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所以不会有交通问题，我提前十分钟到的，看，这是我的雨衣。”接着他又说，“我是，所以骑自行车。”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喜欢爬山、踢足球、骑自行车，这是这位年过七旬的汉学家的日常生活。他很少笑，甚至开玩笑的时候也不笑，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采访过程中他也始终一脸严肃，深沉，显得有点忧郁。
顾彬 前一天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上，他当着所有中印作家、学者的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印度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印度基本上没有汉学，如果有的话它也没有办法跟韩国、跟日本、跟比。“我说这句话的原因是我不想，因为你也知道，不少中国人为了客气，什么都能够说，但是不说真理，我最讨厌的是空话。无论如何人家不高兴。”他用带着外国腔的中文很慢很慢地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是什么”……这些从他的谈话里摘出来的句子，似乎让很多人不高兴。采访时谈及对文学和作家的看法时，他表现出一贯的直言不讳，没有空话和客套话，也许又会让一些人不高兴。 型汉学家 顾彬被汉语吸引大概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斯特大学读，也写诗，从十几岁他就开始写诗。他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之广陵 》，最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吸引了他。他觉得这两句诗蕴含着某种哲学性的意味:“孟坐的船消失不见了，但是它还在吗?我们看不到的，还在吗?我们为什么觉得孟走了以后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他想读李白诗歌的原文，于是1967年开始跟着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最开始是每星期上两小时的古代汉语课，他觉得古代汉语“太有意思了”。于是他越来越多地上汉语课，学了两年。此后四年，他到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以及日本学，1973年他获得了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顾彬的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司徒汉 对当时的汉学家来说，现代汉语是不重要的，只有古代汉语才重要。顾彬在也可以学到一点点的现代汉语，但也只限于读，不会说，也不一定能听懂。直到1974年来中国留学，他才真正开始学习现代汉语。也是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他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中国当代诗歌。 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汉语的人在是没有什么希望找到工作的。1975年顾彬从中国回去，的一些大学恰好开始招能够教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概况的教师。“我是幸运的”，顾彬说，他在教了七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接着在波恩大学教了十年的中国现代当代的语言、概况，包括文学。“所以我很慢才入了这个研究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范围。”他说。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顾彬说。他的学术源头是哲学、，然后是日耳曼文学、世界文学，因此他的研究长于文本分析。“中国学者很少分析文本，汉学家也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哲学的、日耳曼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要求我们分析每一句话，每一行诗。所以我学好了。”所以他对文学的研究，是结合着哲学的思维方式，又加上世界文学的参照，他写作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学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长篇小说是一个国际问题 当提到那句曾引起热议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似乎有些不悦地别过了头。2006年他接受“之声”采访，确实用过“垃圾”这个词，但他不止一次地过，当时他所指的只是卫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无论如何，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似乎在大众眼中成了他的一个标签。不过他提醒说，“这里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他说，在中文里，“小说”这一个词，就涵盖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所有的类型，但是在德语和英语中，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经常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不在于中篇小说，肯定在长篇小说。”顾彬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美国、的长篇小说都有问题，因此在德语国家，写小说的只写中篇小说，不写长篇小说。谁在还写长篇小说，他属于通俗文学。”就目前来看，顾彬认为，所有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通俗文学。 长篇小说是最难写的文学体裁，难在作家掌握自己的资料。“一个作家他写500-800页的长篇小说，他应该知道他第一页写过什么，因此最后一页不能和第一页矛盾。不光是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莫言他们这些写长篇小说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矛盾。他们记不住前面他写的人物名字是什么，他的年龄是什么，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爱好。所以从来看，写长篇小说的人，每天写一页就够了。如果你每天写一页，一年的话写365页，够了。但是你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掌握你的资料。”顾彬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自己都说，乱七八糟。”
王安忆 莫言的英、汉学家葛浩文认为，中国长篇小说作家受到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相关阅读:中国文学为什么走不出去)。顾彬跟他的想法很接近:“葛浩文说的没错，90年代以后，余华、莫言、格非、苏童他们都回到传统小说，但是传统小说落后得很。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很难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写他的灵魂，莫言他的小说里面有几百个人。”虽然《红楼梦》在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已经卖了几十年，一直卖得很好，但中国当代小说不能回到这种写法。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中文版部分与整体不和谐，充满矛盾，但是翻译成英文的版本很美，在美国得了许多。“也许通过翻译我们能够修改原文的错误、矛盾，反正我以前在看到美国版的王安忆的小说，那是不错的。”顾彬觉得莫言获诺可能确实跟葛浩文的翻译有关，况且诺贝尔文学的评本身更多的是因素。 “去年是一个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是原因，人家没有说她的文笔，人家说她的态度。原来我希望去年是阿多尼斯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但他没什么希望的原因是方面的原因，因为根据的记者说，阿多尼斯支持阿萨德，记者不喜欢阿萨德。的诺委员会基本上是，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反对阿萨德。”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顾彬并不曾完全否认莫言，他承认莫言《透明的胡萝卜》这类小说常好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从《透明的胡萝卜》来看他以后写的，那些都比不上他原来二十几岁写的作品。” 其实顾彬觉得中国当代许多小说家早期的作品还不错，越到后期越糟糕。“有好多原因，”他说，“第一，有些人想出名、想赚钱，有些人他们听出版社的话，出版社说希望你有长篇小说，他们能够赚钱。现在短篇小说很难卖得出去，中篇小说在没问题，可以卖，在中国我听说，好像出版社希望有什么500页的长篇小说，肯定买的不错。另外写作很难，很费力气。余华，他完了。他最近写的作品，是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我们写作到后面缺少力气，需要思想、思，王安忆她是唯一一个能一辈子写作的作家，她没有这个困难。” 我对年轻人和女人比较宽容 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相反，对中国当代诗人，顾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目前诗歌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边缘，这是正常的，而中国的状况，他感觉是慢慢好起来的。 他认为顾城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诗人”。1992年顾城获DAAD创作基金，到写作一年，1993年4月搬进了顾彬在的住处。在的时候，顾彬经常和顾城、谢烨一起出去玩，谈论诗歌、人生、生命，顾城喜欢谈论这些比较大的问题。顾城在还画画，他送给顾彬很多画，现在在美国的一个档案馆里。“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这个世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顾彬回忆道。
顾城1992年与捷克汉学家戈利摄于 不仅是顾城、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等知名诗人，顾彬跟不少中国民间诗人也见过面，与他们开过朗诵会，在深圳的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他翻译过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诗人余秀华，顾彬也觉得她的诗不错。他评价作品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还能够发展。如果年龄大，如果是男人，我会比较严格，要求很多。” 为什么对女作家比较宽容?“因为她们的不简单。不少男人不承认女人，不承认她们写作，创作艺术。我认识好多好多男人，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妻子发挥她们的才能，故意阻碍她们的发展。因此我老帮助女人，鼓励她们。过去到1980年代末，男人也不一定允许女人发挥她们的才能，现在好得多。但是到现在中国，包括，基本上还是这样。” 顾彬会从生活来看写作，对于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比如说，她告诉我原来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在厕所。真的，她没有地方写作，因为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况，我的标准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 前不久贾平凹以农村拐卖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极花》，因为其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顾彬觉得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写的小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他的小说能够感觉到的女人，让包括我在内的人反感。比方说《废都》，这部小说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个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皱着眉说，“我老感觉中国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许多中国作家非常懒 他翻译过鲁迅、丁玲、茅盾，也翻译过北岛、杨炼、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顾彬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位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还是沟通中国与文学界的一座重要桥梁。顾彬自己也是诗人，他觉得介绍自己觉得重要的国外同行到国内，这是作家诗人的任务，但是中国的作家诗人却很少这样做。 说到前不久过世的杨绛，顾彬说她一百多岁还写作常了不起的。“她的作品我研究过、也写过，她是一个非常的人。另外她也做翻译，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西班牙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好像她那时候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确实常了不起的。因为大多数中国的作家不搞翻译，他们不帮国外同行获得中国读者，只考虑到他们自己，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钱钟书的《围城》，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 “有一些诗人比如王家新、西川、北岛，他们经常介绍国外的作家，但是大部分，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要求你们可以翻译我，我们可以不翻译你们。有些作家非常懒，比方说张枣。他很有才能，我跟他约好了我在出他的书，他在中国出我的诗集，但他什么都没有做。我1999年出了他的一本诗集，很美的一本诗集，他连一首诗都没有翻译，因为他都在喝酒、抽烟……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代表性。” 像这样喜欢喝酒、抽烟，不勤奋的中国作家在他看来有很多，顾彬很少跟他们接触。“我避免跟这类的人见面，不愉快。”他经常交往的，基本上是“自律的，注意到他们自己，老写作的，聪明的、的，水平高的……”比如王家新，西川，翟永明，等等。
诗人张枣 对于的，他们翻译的动力第一是兴趣，第二他们需要工作，翻译是一种工作，第三他们需要一笔钱，在翻译可以赚钱，还可以获。在中国，学德语的人“懒得翻译文学”，“因为他们说得不到什么，他们不能够自己。他们说钱不够，不能够在某一个大学提高自己的位子，等等等等。”顾彬说。 中国当代小说在卖得不错，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虹影，因为读者多数是女人。张爱玲1950年代用英文写的中篇小说卖得很好，虽然它们在中国学界的评价并不高。顾彬说，“因为你们的学者不会英文，《秧歌》是张爱玲用英文写的，写的很好，因此中国学者应该看英文版的秧歌，不应该看中文版的秧歌，但是基本上中国学者看不懂英文。中国学者基本上外语很差。”鲁迅的杂文在的影响常大的，他影响到的作家在1970、1980年代非常火，但是现在不一定还对德语国家有什么影响。 而当代有很多一流作家并没有被翻译到中国来，被翻译过来的作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作为当时西德的，在现在来看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在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原因。他作为人，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他勇敢，但是他的德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德文。” 顾彬现在在做一套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文丛书，已经出了七本，桌上摆的《列子》是第八本。另外他还在翻译王家新的诗歌，要在为他出一本诗集，同时在写自己的诗歌、散文、小说。大部分时间他给学生上课、备课，他现在给三所大学的学生讲课。 采访到后来他显得很疲惫，“我经常是这样的，因为早上五点就起来工作了”，他说。我们起身告辞，他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口，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调动脸部的肌肉，把嘴角向上拉了起来。开门时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轻轻用力拍了一下——这位一本正经的人，终于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善意。 千说万说，纸包不住火。要么是施工失误，要么是规划出错。不管哪一项，损失都相当巨大。这50米面不知道会进去多少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就知道铺好的面又破拆，不管怎么说来回，财力、人力都会浪费不少，对于这样行为，令人，纳税人的钱不能被这么糟蹋。 推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