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严歌苓，海外华人作家、编剧。1957年11月生于上海，在安徽马鞍山长大。12岁参军，考取解放军成都军区歌舞团，后踏上文学道路。1986年，严歌苓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代表作有：《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和《白蛇》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她（万红）凝结着我很多作为军人的光荣和悲壮甚至悲哀、无奈，这部是跟我的经历很贴近的一个作品。 ★假如一个作家要去照顾读者和市场的话，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文字消费品，是娱乐品，不是真正的文学。 ★一个作品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不能变成画面的，因为好的文字在读者脑子里、在读者的想象力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见到严歌苓，对大陆读者来说似乎并不难，每年她都会回到国内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她十分高产，长篇小说往往以每年两部的频率出版，其间还穿插着频繁的影视剧本改编工作——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剧场》就是她编剧的。她的活力和高产，或许跟13年军旅生涯习得的那股刻苦与自律的军人精神不无关系——她通过每天不间断的6小时写作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继此前写作的几部军旅题材作品后，今年5月，她出版的小说《床畔》（原名《护士万红》），表达了她对崇拜英雄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致敬和反思。 有信仰比没信仰好 《床畔》讲述一名年轻漂亮的野战医院女护士万红，一辈子照顾成为植物人的铁道兵连长张谷雨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严歌苓脑中酝酿了20多年，随着外交官丈夫工作地点的变更，故事手稿被她从美国带到非洲，再从非洲带到台北，现在又带到德国。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严歌苓说，万红不识时务地想通过保护英雄使自己逐渐变成英雄，让她感动落泪。她说，我们不一定要跟万红一样非得信仰英雄主义，但有信仰比没信仰好。“这里有我自己爱自己的成分。我也是一个很认真、很坚持的人，我把文学当成信仰，我就是想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事情。我还信仰的是朋友之间的忠诚，信仰一个家庭要抱成一团，成为现在社会中的温暖堡垒。” 《国际先驱导报》：197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现在网上却充满了对英雄的各种质疑。 严歌苓：我记得大概是1974年，我们去农村拉练——部队每年冬天的长途野营训练，我们去看望黄继光的母亲，黄妈妈讲了很多黄继光小时候的事情。我们当年要去西藏演出，我只有大概十二三岁，我们每个人要写跟“遗嘱”类似的东西：去西藏演出假如遇到生命危险都是在所不惜的，那就是我们当时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最近，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我说到董存瑞和黄继光时，大家都笑了，实际上董存瑞和黄继光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他们牺牲自己保护大多数人，他们永远都是英雄群体的标志性人物。 假如说“80后”、“90后”不再相信英雄主义，认为都是政治宣传的后果，我觉得不能完全这样说。其实，在特别推崇信仰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个人自我的存在，而在自我的存在被正视之后，又会有一个反弹的时期——把过去所有崇尚的东西都推翻、颠覆，处在一种缺信仰的状态里，我们正好就处在这样的时期。正如我在《床畔》后记里写到的，自我反弹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因为长期被压抑、被否定，好像一个人只能追求“超我”。而本能到超我之间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自我，我觉得这是现在对所有超我概念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Q：上次问你，最喜欢你创作的哪个人物？你说是“王葡萄”（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的主人公），这一次说是“万红”，为何变了？ A：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万红是我刚刚脱稿看过的，当然印象最深。用女人生孩子这个概念来说，她是我最小的、刚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最爱这个最小的。万红是我对整个军人生涯的一种反思，以及军人究竟在我13年的军旅生涯中给过我什么样的形而上的意义。万红是对这种自问的一个回答，所以她凝结着我很多作为军人的光荣和悲壮甚至悲哀、无奈，这部是跟我的经历很贴近的一个作品。 回国后的生活容易失控 严歌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赴美留学，此后走上职业作家和编剧的道路。如今，她过着在国内外穿梭的生活：在国外是写作和生活，回国是工作和交际。 “我是一个很认真做人家朋友的人，我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大量的朋友。在国外的生活比较清静，没有谈业务，我少年在部队度过，希望生活是有结构的，每一天不要失控，而我觉得在国内的生活，常常会失控。”在国内，她觉得一天之内会发生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事情，酷爱运动的她常常把这项爱好也取消了，所以她很害怕回国呆很长时间，“我只管我自己，以我自己的写作和读书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位置。” Q：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喜好来选择写作题材，会不会不太照顾今天年轻读者的需求，例如，《老师很美》似乎就没有以往作品那么吸引人。 A：可是也有很多读者跟我说他们看得都掉泪了，我在美国的一个女朋友说“Perfect”，我听到的反馈都不一样，那么你说没有其他作品吸引人，那也是你的诚实的看法。当然每一部作品出来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作家都要接受这种现象，不能每部作品出来每个人都说好，那就奇怪了。 尤其去探索一种自己不熟悉的新题材，那更要有思想准备了，读者可能会有很尖锐的批评。至于是否要照顾现在的年轻读者的兴趣，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要写他自己心里真切的和深切感受到的东西。假如一个作家要去照顾读者和市场的话，他肯定是完蛋的，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文字消费品，是娱乐品，不是真正的文学。所以我是一个特别尊重、忠实自己内心感觉的人，一个不尊重内心感受的人是不能创作的。 Q：你的写作速度太快，几乎一年两本小说，你在追赶什么吗？或者，它们只是出版社编辑催促的产物？ A：你说的确实对，因为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自己也是一种说不出“NO”的软弱性格，特别是出版社的编辑、总编都是我的老朋友，对我来讲朋友要我帮什么忙我总是会去考虑的，而且一旦答应，我肯定会做。其实我们的文学前辈里有很多非常高产的作家也写得非常好，我嘴边就有三个人：D·H劳伦斯、茨威格、毛姆，这些作家才是真正的丰产。 写得快是外界逼迫的原因，写得好、自己想写的是自己本身的创作力，这跟我讲过的我有躁狂症、躁郁症有关。有时候觉得这种不写作的生活是缺乏凝聚力的，也是不让我high的生活。所以我每天争取能够写一点，就觉得一天就有了一个主要支柱。国外的生活那么宁静，孩子上学、老公上班，我干吗呢？对吧，所以就是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写作和读书，反正没有比写作更好的事儿可干吧！ 文字有影视作品无法呈现的魅力 严歌苓现在与美国外交官丈夫劳伦斯和女儿一起居住在德国柏林。严歌苓说，女儿很爱玩，中文很差，“我为了刺激她学中文的兴趣而跟她说，妈妈是个作家，真正的妈妈有一大半在小说里，所以如果你不去看小说你就不认识妈妈那重要的一半。” Q：你的生活最近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对德国是否越来越喜欢？ A：我现在还是住在柏林，以后会不会搬走也很难说，也许明年回到美国去。我非常爱柏林，因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有过两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的城市，它离东欧和西欧都很近，有很多大的博物馆、漂亮的森林和河流。我感觉它像一个作 家的放逐地，作家可以自我流放到这里，不受干扰地写作，时不时地出去逛逛博物馆、看看画，然后有一个稍微长的间歇可以到欧洲其他国家旅游，在这里生活特别特别的理想。我也很喜欢现在德国的政治，它对二战之后的反思，它对战争的厌恶。对我目前来说，德国是比较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Q：《上海舞男》是否已经基本完成？ A：《上海舞男》我现在还在收尾，有时候觉得还有不太满意的地方，自己还要再修修改改。这也是一部比较短的小说，在过去也只能算中篇小说，几本小说加在一起其实都不如《陆犯焉识》近四十万字的规模，这几年其实我还是挺注意休息、休闲的。 Q：上次，你说以后多写“抗拍性”强（不那么容易拍成影视剧，更加具有文学性）的作品，《上海舞男》算是吗？ A：“抗拍性”什么的其实那也只是一句表示自己很执拗的话——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作品都能拍电影，我就偏偏不想让你们拍电影。现在对我的作品影视剧版权购买大概已经成习惯性的了。其实很多作品都没有被拍出来，很多也都过期了，过期了还有人接着买，对我来讲，经济上的收益总是一个好事儿吧。但如果把《小姨多鹤》的女主人公拍成一个中国人，也是不对的。对自己的作品是否被拍成影视剧，我也常常是很矛盾的。 我说的“抗拍性”意思不是说文学性强就不能拍，一个作品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不能变成画面的，因为好的文字在读者脑子里、在读者的想象力里自然就形成了画面。用文字创作出来的印象比画面本身要高级，更加刺激审美主体的想象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说《洛丽塔》文字非常美，后来就拍出两版《洛丽塔》的电影，洛丽塔让人看起来不如小说里的那么可爱，而且故事怎么也讲不好。小说本身是具有极大的戏剧张力和极好的戏剧人物关系，为何把它变成戏剧时反而不好看了呢？我觉得小说里文字本身的那种魅力是画面没办法表现出来的。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新华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您在新华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新华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