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是哪四位?民国四大才女石评梅、萧红、庐隐、张爱玲。风流才女石评梅的坟墓在哪里?石评梅（1902—1928），原名石汝璧，笔名评梅女士，山西平定县人，20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女作家。石评梅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体育系，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石评梅能文能诗，与好友庐隐一起，是继冰心等之后文坛上活跃一时的女作家。 称作“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的高君宇,师从李大钊，是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莫斯科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1924年10月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院治疗，并抱病出席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1925年3月因猝发急性阑尾炎不幸逝世，年仅29岁。 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强调要保存“石评梅、高君宇合葬墓”：“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颖超撰文缅怀：“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高君宇烈士安葬时，作为未亡人的石评梅题写了这样一段墓志铭：“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等到石评梅的泪水最终流尽的时候，毗邻而立的她自己的墓碑则极其简单，除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这一句碑文，留下的则是空白与无言。除了高君宇，还有谁更能了解她、慰藉她呢?跟他们两位的剑胆琴心相比，梁祝化蝶的传说，也显得过于婉约与虚无了。当然，它们都命中注定无法摆脱悲剧的基调。 石评梅的同乡青茵在《陶然亭访墓记》中有较客观的评价：“石评梅的爱情的象牙之塔是建筑在新旧时代的边沿上，她的希望写在水上，她的理想筑在沙上，她聪明而又多愁善感，她是一位‘情痴’和唯情主义的女儿，珍重爱情而轻视生命，但是重要的关键是在这里：她珍视爱情却又不能控制爱情，因之，她不是爱情的主人，而是爱情的奴隶。从某一个场合来说，她像是一股从地狱里喷出来的火焰，但是这火焰在未烧毁那些旧世界的囚枷之前，却首先烧毁了自己。”
旧时人去陶然亭，一方面是看风景，另一方面则为了访墓。陶然亭一带，名士与百姓的坟墓颇多，所以风景也带有某种感伤的味道。古往今来，总有人喜好寻味这份悲剧之美,如果死亡算得上最大的悲剧的话。陶然亭的风景虽然像是经过过低调处理，但那一抹若隐若现的灰色恰恰最能触动来访者的衷肠，令其念天地之悠悠。
最初是程长庚大老板，于1871年倡议买下了一块地营建“安苏义园”，动机很明确：“我们这些南方的艺人，一旦客死都下，连掩埋七尺之躯的一块黄土也难得。从皇上到那些权贵大人，只看台上取乐，不知台下寒苦。多亏我们乡里同舟共济，置办下这块茔地，从此艺人们得有长眠之处了。” 陶然亭西侧小丘坡上丛冢中，较有趣味的还有鹦鹅家，醉郭墓以及香冢。尤其香冢，是纪念一位杜十娘式的“义妓”的。碑铭写得颇传神：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时尽，碧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 为并未存在过的人造墓，且虚构一段才子佳人的凄婉故事迷惑了众生,香冢堪称陶然亭一绝也。幸好张中行对此挺宽容：“放眼历史，这样来一下好玩的事很不少，西湖有苏小小墓，虎丘有真娘墓，等等；扩大些说，唐人传奇式的故事多半可以入此类。” 香冢是假的，赛金花的墓倒是真的,她确实安葬在陶然亭。她也是妓女出身，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还出了点风头：给一位德国将军当上情妇。赛金花的经历更充满了乱世佳人的韵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处。慈禧畏洋人之锋芒，逃往西安避难去了；作为一个烟花女子，赛金花自然只能继续留在红尘里苦苦挣扎。赛金花的政治觉悟不可能那么高，她在乱世里也必须混口饭吃；其他的生存技能早已退化，还是只能干老本行,然而赛金花千不该万不该把八国联军当成自己的主顾，因此沾上了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 她在历史上惹的是是非非我们姑且不议，一切都已交给黄土来评价,但是三尺之下，她会对自己的一生作何感想呢?西方的诗哲说过“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只是对赛金花这样的“弱者”，我们在谴责的同时却不敢寄予太多的同情。青苗在半个世纪前的《陶然亭访墓记》中，倒是有勇气说了些温和的话：“赛金花的坟墓，就斜对着陶然亭，没有松柏，没有白杨，一片寂凉的荒野，我相信，那位名媛的孤魂在这荒凉的地方会觉得寂寞的吧。” 如今我再去陶然亭，按图索骥，发现这位著名的交际花的荒冢早已被夷为平地，原址已没有任何标志。当初那些曾经“惊艳”的高官巨贾(包括她本人在内)，是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代名花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所以陶然亭虽确有赛金花之墓，但已名存实亡。 战争，原本是应该让女人走开的。可历史上常常有如此尴尬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男人们无力保护自己的女人，于是女人们只好自救，通过各种方式，苟全性命于乱世。赛金花很不幸地选择了一种比较“出格”的方式，使名誉受到极大损害。她确实为德国军官伴宿，但毕竟没有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某些场合甚至还是颇有良心的。 汪嘹翁编撰的《赛金花事略》记载：“庚子联军之役，德法则残暴奸掠无虚日。赛金花目睹伤心，以洪夫人名义盛妆往谒瓦德西帅，具陈民苦。瓦颇嘉纳，极约束本军，更通牒于法营，居民可宁居。京师人甚德之。”救民于水火，按道理讲应该是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职责，却成了妓女赛金花不得不多管的“闲事”。她这一管，也给自己带来了诸多麻烦。 好在天地人心是杆秤，勇于为赛金花主持公道的，绝非仅仅我一人。苏曼殊在《焚剑记》中说过：“彩云为状元夫人，至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元帅瓦德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做了一桩好事。”更大的贡献，恐怕也超越了她的身份与能力。赛金花毕竟只是赛金花。一个弱女子而已。 赛金花是苏州人，家境破败，吃过点苦的。1886年生活出现转机：嫁与洪钧为妾。两年后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体会到作为大清帝国外交官夫人的感觉(譬如拜见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威廉皇帝)。也算是出国见过大世面的。这挺不容易的，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还裹着小脚呢。缠足的赛金花，居然也步步莲花地走出国门，见识了西洋景。赛金花确实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宝贝”。 正因为这一番不同寻常的阅历，赛金花有一定的外事经验，懂点外语(“居德即习德语”)，以至后来跟八国联军打交道并不怯场，很讲究技巧。况且她1894年被排挤出洪家后，一直是欢场上的交际花，三教九流皆有交往，应该说是比较谙熟于世态人情的。《日出》里的陈白露若跟她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赛金花是最富于传奇性的一位妓女。 1934年，刘半农向得意门生商鸿逵倡议写一本赛金花的传记。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由刘亲自出面，约请赛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专家郑颖荪私宅访谈，由商执笔记录。这样的会晤共举行了十几次。其时赛金花已是美人迟暮，但仍操着一口吴语依腔，将往事娓娓道来。 这本署名“刘半农初纂、商鸿逵纂就”的《赛金花本事》，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畅销一时。引得影后胡蝶也萌动了演赛金花之心，函请商鸿逵陪同赛金花赴上海，谈判拍摄电影之计划，遭到婉拒。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大遗憾：若由胡蝶来演绎赛金花的生平，一定会淋漓尽致，况且当时正是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
用花冈岩塑造我，用汉白玉雕刻你， 用我的粗糙交换你的细腻，愿不愿意？ 风啊把我的额头打磨得锃亮， 却怎么也吹不动你想入非非的裙裾。 大理石基座下面，有我们生根的爱情。 “累吗？”“不累。可是腿脚 怎么使劲也迈不出去……” 出于对离别的恐惧，我们逐渐改变了自己： 无法远走，也难以跟对方靠得更近。 太阳亮得像镜子似的，弄花了我的眼睛， 弄乱了你的心。 又有人走过来，很纳闷：这里怎么有两座塑像？ 赶紧告诉他们：“这是一对情侣……”
本报记者杨旋 “诗人当自强！”说这句话，洪烛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有力。他的普通话夹杂着一点南京人的口音，只有在激动的时候语调上扬，语速极快。现为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洪烛，谈到诗歌可以滔滔不绝，毕竟已经写了30年了。从诗歌中，他收获了名利，也有过彷徨苦闷。上世纪90年代，诗歌退潮，他最后选择了不写诗歌。可他骨子里还是爱诗的，新世纪以后，他作为诗歌的“归来者”，开始了大量长诗的写作，试图探索诗歌更多可能和其他艺术形式碰撞，树立诗人成为社会上的强者的形象。 诗人一贯的或愤怒或忧郁的形象，他都不喜欢。“诗人不应该成为被社会大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我觉得诗人还是可以成为强者，被大众敬佩。诗人当自强，而不是自杀。” 洪烛原名王军，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留苏大学生，回国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系教书，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洪烛很小就喜欢看书，常常托父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他更喜欢读诗，闻一多、徐志摩，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的笔名洪烛就源自于前者的诗集《红烛》。 1982年，洪烛15岁，他在《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诗《刀与磨刀石》。他是幸运的，赶上了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 还在读中学，他已经完全醉心于诗歌，读名著看文学期刊，创作诗歌投稿，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临近高中毕业，他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了。 父母虽然担忧儿子考不上大学，但他们并没有去阻碍儿子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规划人生。偏科厉害，觉得自己上大学无望，他还提前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南京梅园中学的黄老师，为这个心爱的学生四处奔走，写推荐信寄给多个大学，最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了洪烛。 快要毕业，他给每位同学都写了一首诗，从中选了一组被《语文报》一个整版刊登，结果影响特别大，唤起了全国好多中学生的同感。每天经过学校传达室，都有他的一大包信，到毕业，那些信已经装满了几麻袋。 前几年，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河南的诗人诚恳地找到洪烛，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的确，他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学生，洪烛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写诗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学，可最后荒废了功课，又没被保送上大学。于是，就有了这句玩笑话。 1989年，洪烛到了北京，结识了一帮文人，他们不谈朦胧诗，改聊崔健和摇滚，觉得歌词很带劲。他去听摇滚音乐会，觉得那些长发的歌手比诗人还要诗人。那时候的他们，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弹铗而歌，“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时候，正是洪烛创作的旺盛期，每天都要寄稿子，同时也会收到装着报刊的牛皮纸信封。 不久，到了90年代，除了专业性的诗歌刊物，整个社会不需要诗歌了，诗歌没有用武之地了。诗歌的热潮慢慢退去，他们这群人也开始各自散去。 突然一下子，洪烛发觉现实的严酷，诗歌不再给他带来帮助，只能靠一点工资养活自己，生活的压力落在肩上。刚到单位，他住在办公室，偶尔起晚了撞见早上来上班的同事，很窘迫。后来，单位分给他一间宿舍，7平方米的蜗居，女友来过几次之后就跟他分了手。 那个年代，几乎全中国人民都下海了，而他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屋里写诗。他自嘲颇有堂·吉诃德的味道。而原来一起写诗的友人们，一部分下海，有的做了书商，发财了，再见面都只谈怎么赚钱；也有极个别的诗人受不了这样的现实而自杀。他虽有牢骚，更觉得孤单，但他没乱了阵脚，更没跟风。而是转向写大众化的散文，做了诗歌的“逃兵”。 1992年参加完诗刊的“青春诗会”后，洪烛开始写散文。刚好那10年是大众化期刊雨后春笋般热闹，《女友》、《青年文摘》、《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特别大，几乎每期都有洪烛的文章。他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也获得了老舍文学奖散文奖等多个奖项。出了书，赚了五六十万稿费，而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几百块钱。1999年，他在北京东四环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刚开始写散文时候，有人说他堕落了，瞧不起他。给那些大众流行刊物写稿，俗，一个诗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洪烛清楚，不这样就会饿死，如果都没有了生命，何谈诗歌。 当他开始不用再为生活发愁的时候，骨子里开始想念诗歌。在90年代当了一回诗歌的“逃兵”之后，洪烛以“归来者”的身份回归诗坛。 “我仍然对诗歌有感恩，从来没觉得诗歌害了我，名利都是诗歌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写诗，我可能中学毕业后就在照相馆里当临时工。” 他开始重新打量当下的诗坛环境和诗歌创作现状，开始新的探索。一个时代的诗歌要繁荣，必须有长诗，长诗是诗歌里的航空母舰。就像一个国家强大了海军就要有航母，才是现代化的海军。诗歌也一样，要有长诗，生态才繁荣。近10年，他创作了《李白》、《我的西域》、《陆游与唐婉》、《仓央嘉措心史》等11部长诗。 出版两个月就再次加印，这对于一部6600行的长诗来说，《仓央嘉措心史》成绩出色，对诗坛来说鲜有。这部长诗是他在去年8月去了西藏10天后，历时一年多创作的。近400首短诗，每一首都可以拿出来单独成篇，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排列的顺序也可以打乱，顺序一变，又成为一首新的长诗，就像积木一样。 明年1月11日，《仓央嘉措心史》朗诵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这场朗诵会将融合诗、诵、歌、舞于一体，这是洪烛的尝试，同时进行商业售票，把诗歌和商业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导演跟他谈改编电影。“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的探索，使诗歌多元化。”洪烛说，“未来诗歌应该有多种形式。什么是诗人，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诗人中的诗人，就是敢为诗人先的人。” 诗歌一直是非卖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尽管经历了热潮以及光环退去，直到新世纪依然如此。这也是诗歌的优点，保持了很多崇高和纯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没有商品化，使得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得不到滋养，得不到回报，这对坚持诗歌的人来说，不公平。尽管诗人们付出的更多。 看到这一点，洪烛要对诗歌进行创新，要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通过网络、舞台、电视等媒介，让诗歌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掘。这是他的一种理想，也是之后要做的事。
我1989年大学毕业来北京时，就有一个计划：为这座接纳我的城市写一部书。后来作为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编辑，策划过一套《外省人在北京》的丛书，反响较大，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你和我》还请去做了一套叫《新北京人》的节目。当时观众们很喜欢这个“新”概念，似乎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我当时就在心里使劲了：一定要把北京写得更有意思点，写出本地作家写不出的那一方面——希望不仅北京人爱看（能发现一些他们日常忽略的东西），外地人同样爱看，而且在北京创业或计划来北京旅游的外地人也都爱看。其实，我是想写出一个别人没写过或写不出的北京，当然，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这本书是断断续续完成的，但即使是中断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停止过体验。所以，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这本书又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可以肯定，这本书是在努力回避平庸，是我跟别人、跟自己较劲的结果。 如今，这本书已摆在您的面前。就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的《北京：皇城往事》。 2014年5月，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我的《北京：城南旧事》。我跟责任编辑王毅提及抽屉里还有一部关于北京的书稿，构思和写作了二十多年，至今尚未完工。他催促我尽快完稿，和《北京：城南旧事》构成“姊妹篇”。甚至，未来若还有北京题材的创作计划，也可与《北京：城南旧事》、《北京：皇城往事》这两本共同组成“北京三部曲”。
2003年，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北京的图文资料。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北京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北京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北京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展示人文北京，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北京AtoZ》，一部北京文化词典，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我的《北京的金粉遗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后，台湾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
【内容提要】洪烛《名城记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选取中国的十座名城和十座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铭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名城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为城市的发展指引美好的方向。作品并不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在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积累中所蕴藏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力量。在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洪烛著《仓央嘉措心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东方出版社推荐语：《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文字优美，感情表达深入。此书深受藏区文化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对仓央嘉措感兴趣的读者喜爱。 @京东：京东价
洪烛《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洪烛美食书由日本青土社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京东：京东价 洪烛博客 洪烛：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1979年进入南京梅园中学，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1989年分配到北京，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2012年入选博客十年“影响中国百名博客”。信箱报刊选用，敬请惠寄样刊与稿酬：100125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出版社王军[洪烛] 推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