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叶兆言凭借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折桂华语文学传媒大“年度杰出作家”。这部作品聚焦上世纪20年代大时代背景下各色物的群像,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采访中叶兆言透露,他看重从小历史的角度去触摸大历史,“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结构的话,就是‘刻骨铭心’这根绳子把零散的东西结合起来”。 叶兆言自称是一个“写得比说得好的人”,虽然创作量很大,但他并不觉得疲累,“我自己最大的幸运是,我很喜欢写,一直沉溺在写作中”,只要正常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所有生活都正常,而一旦不是“正常写作”的状态,他就会感到各方面都不对,“我的命运注定了要写作”。 上世纪90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秦淮》,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时隔25年,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延续了叶兆言的“秦淮”笔法,并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从《夜泊秦淮》到《刻骨铭心》,叶兆言带给读者的是更加淋漓尽致的历史情感和能量。 《刻骨铭心》刚推出就引起各方关注,但叶兆言却感觉“像说的别人的事情”。写作时,他完全生活在这部作品中,“就像一位父亲一样,看到孩子生出来,好像这件事结束了”。之后他马上就开始了另外一部作品《南京传》的创作,“目前还有两三千字结尾,我纠结在《南京传》中,在想有没有可能再为此干点什么活儿”。 谈到《刻骨铭心》的书名,叶兆言透露,“故事早就有了,一直没有写,因为写作者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东西,虚构的、非虚构的、历史的、现实的。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四个字,好像找到了一根绳子,把头脑中零散的东西串起来,就有了这部作品,所谓刻骨铭心,则是藏在不动声色之下”。 《刻骨铭心》的背景是风云跌宕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种大时代映衬下的写作特别具有历史感,社会的复杂状态、各种人事复杂的表现以及年轻人在裂变时代中不同的选择,有着非常多的社会信息。 虽然小说选择的年代比较明确,但其意却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不是在已有的历史思维中看待历史,而是从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活进入到历史,“写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琐碎的人际交往,而不是围绕着一起宏大的事件去组织人和人之间的活动展开情节,表面看上去这些人的生活不可捉摸,但背后都会触摸到这样一个大历史”。 对于历史素材的积累,叶兆言透露,他是从旧、旧刊物上得到的第一印象,“看的是当时的,历史感特别强,比看历史教科书更有感觉”。谈到历史和小说的关系,叶兆言认为,“我写的一定不是历史小说,在这方面自己非常,小说是虚构的,虚构也有游戏规则。就像打篮球一样,必须按照篮球的规则来,所以在小说中,历史细节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些包装”。因此,叶兆言时时自己不能“陶醉其中”,“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轻车熟,尽可能让自己陌生”。 《刻骨铭心》设置了一个颇具争议的、现代性的开头,让很多读者大感意外。用叶兆言的话说,“写了一个冗长的开头和一个仓促的结尾”,这也是他有意为之,“就像《红楼梦》,如果仅仅是读故事的话,可以从第四章开始读,所以《刻骨铭心》前三章都在写开头,读者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章阅读,比较有趣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叶兆言的一种尝试,“我们这代作家可能对形式感一直有追求,冗长的开头也许会失败,但必须要尝试,《大师与玛格丽特》几乎用大半本书开头,一个写作者还是应该有一点想法的,而且我最后特意写一个仓促的结尾,这也是一种技巧”。 开篇以“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切入,一步步展开小说的叙述。叶兆言认为,这是一种写作技巧,为了制造比较真实的效果。在这一部分,他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无性”的痛,一个则是“无语”之痛,写的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属于自己文字表达的痛苦,“换句话说,我是带着疼痛在写作,也希望大家带着疼痛的感觉来阅读”。 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如今再谈到“先锋”二字,叶兆言认为,“先锋”其实是一种锐气,不是所谓“时髦”,只追求字面上的“先锋”,并不是真正的创新,难以真正突破传统的樊篱。 作家鲁敏评价这本小说是“最南京的一部小说”,在那样的年代,南京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小说中的各人物在这里经历刻骨铭心的人生,他们的命运悲欢交织,也让这部作品平添一份浓重的家国情怀。 南京对于叶兆言来说,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除了《刻骨铭心》,还有即将完成的《南京传》,他笔下的南京的人和事,让人“有一种强烈地被卷入的感觉”,在他的笔下,南京在那一时期的画卷徐徐展开,内在是无法言说的真实。 对于在南京读书、生活的一个人,他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熟悉的城市作为书写背景,作为写作者,他特别提醒自己不能“只写南京”,“这块土地一定存在,至于这块土地是、南京还是上海,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重要,一个作家总是不能以土特产的形式出现,无论贾平凹、张爱玲还是王安忆,都有一定的地域的意识。但一个好的作家也要真正突破地域性写作,做到世界性写作,同时做到不重复自己”。 本文来源于ip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