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云中记》，万方的《你和我》、田耳的《开屏术》和迟子建的《炖马靴》分别摘得长篇小说榜、长篇非虚构榜、中篇小说榜和短篇小说榜的榜首。 由《收获》文学社创办于2016年，已成功连续举办四届，以其权威、多元、与客观在聚集起重要影响。榜单分为长篇小说榜、长篇非虚构榜、中篇小说榜、短篇小说榜四个榜，通常经过两个月的海量初审和一个多月的严格终审，在每年岁末之前，将本年度最值得品读、最值得关注的华语原创文学作品呈现在面前。收获文学排行榜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份图谱，它从未错过王安忆《考工记》、李洱《应物兄》、徐则臣《北上》、贾平凹《山本》、苏童《玛多娜生意》等诸多名家力作，也留出足够的空间让班宇、林森、张忌、胡迁、王占黑、王梆等文坛新生力量脱颖而出。 行至四年，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不断丰富与成熟。今年的收获文学排行榜更全面地体现出当下文学创作的成绩与探索，并有诸多看点。例如，以导演和编剧身份为所知的徐皓峰，一举拿下长篇小说榜第二和中篇小说榜第四的“双黄蛋”，其文学品质受到相当肯定。又例如，中篇小说这一强手如林的文学体裁中，出现了陈春成、丁颜两位90后作家的身影，并且陈春成的作品选自年轻人阅读社区豆瓣——这些年轻的面孔，为文坛注入清新与活力。将目光转向长篇榜和长篇非虚构榜，尤显突出的是作家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题材时具备的开阔胸襟与真挚情感。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让人看到确立了面对巨大灾难时，中国当代作家用汉语书写灾难的伦理与能力，而万方的长篇非虚构《你和我》回忆父亲曹禺与母亲的故事，回到那些剧作的写作现场，在诸多个人史与家族史的梳理与追踪中着时代的风云和命途的多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徐皓峰的《大地双心》、蒋韵的《你好，安娜》、格非的《月落荒寺》等长篇小说及叶兆言的《南京传》、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卢一萍的《祭奠阿里》、曾维浩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等非虚构，无一不闪现着个人在现实与历史之中探寻求索的勇气和力量，也延伸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人们的心灵之间深邃、厚重、密切的关联。 四年中，收获文学排行榜本身也在不断完善。收获文学排行榜于2016年首次举办时，获者得到的是一份荣誉。从2017年起，获榜首的作品颁发金。今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延芳《收获》文学专项基金理事会的助力。来自社会的支持，将让这份纯文学榜单走得更好，更远。 2019年12月24日，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将在安徽蚌埠龙子湖畔的古民居博览园举办颁仪式。 贺绍俊：阿来的《云中记》以藏族祭司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巴祭祀亡灵的方式，重述了十多年前发生在汶川的地震灾难，是一部超越了所有灾难文学的祭祀诗。作者将生与死的问题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认识，他的爱与深情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大自然。在小说中，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既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也是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对话，小说中处处都闪耀着生态之，让阿来的这首安魂曲荡漾在通向未来的明亮色调里。 林：面对阿来的《云中记》，实际上也就是面对着一个天地人神共存共舞的生命世界。一位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藏地祭师，一座因地震而行将彻底消失的村庄，一众亡魂以及他们曾经的烟火，再加上阿来作为藏族作家那种与生俱来的对大自然的无限以及坚定的教，这部《云中记》绝对称得上是一部极具思想含藴的，肃穆庄严的一个人的＂安魂曲＂！ 何平：云中村，汶川地震一年后被遗弃的中国普通村落。寂然无声，沉沦四年。祭师阿巴重返云中村将其重新打开并。阿巴不是一个人的孤勇。按照当代中国乡村和世界的关系，按照乡村的内在肌理，阿来将阿巴一个人返乡和招魂祭祀编织进去。尤其重要的是，《云中记》作为一个开始：灾难成为关涉国家、民族和国理建设和生命成长的性事件。灾难不是仅仅作为人与事的布景、场景和装饰进入我们的文学转换机制，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资源、礼和心灵史的一部分。缘此，《云中记》确立了健康正派的灾难书写伦理，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代作家巨大灾难，也看到汉语书写巨大灾难的可能和力量。 黄德海：在顽强的意见与复杂的历史言辞之间，邓一光用自己的书写，努力探寻每个个体独特的生命感受，以及这感受对周遭产生的影响，由此尝试抵达的，不是普遍性的共有记忆，也不是人身处时局的习惯性困顿，而是如何面对世界之中的，以及这个极为具体的人生处境，并由此起对更广阔的世界的认知。 张新颖：徐皓峰的叙述谨严有度而又如风，风行大地之上，区隔的朝廷、武林、梨园、学界、文坛于风无碍，穿梭贯通，吹万交响。《大地双心》上演中国近现代的大戏，虚与实相激相生，知识与想象相助相成，摇曳多姿又浑然一体。这部作品声息丰富而品质纯厚，有心有核有蕴含而趣味横生，入微至妙而境界通畅开阔。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小说写作，如能得其一，已属不易；二者兼得，则少之又少。《大地双心》是兼得之作，给我个人的阅读带来极大的惊喜。作者于文坛似乎处在不即不离的，自觉不自觉避开了一些“”，别开生面，自成一格。 黄德海：《大地双心》写下的是徐皓峰对一个逝去时代的独特思考，叙事饶有理趣，人物推见境界，祛除了对特定时期的部分固有见解，探讨历史进程中复杂的与人生，丰富了对特定时代人与事的感受，从而让一部与历史相关的小说不是凭吊，不是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汲取能量的努力。 木叶：某种意义上，蒋韵笔下年轻的安娜与同龄人之间构成了隐秘的互文关系——安娜身上有着另外几个人的某些特质，这几个人身上也潜藏着一部分安娜，他们同那个动荡年代的一部分气息是同构的，又有不少相斥之处，这一切混杂着，碰撞着，跌宕起伏于后来的时代。人性的重量与人性的晦暗相互催迫、竞逐，有时，正是那些浪漫的理想的东西在将我们变形，甚或打碎。蒋韵和读者一起，一个人可能是如何带着秘密、创痛、罪感、以及勇气逝去，或不断成长，终究，一种浩荡与爱自深处升起。 张莉：格非《月落荒寺》书写的是中年人的、失意、情感迷失，小说穿越重重现实，真切刻画下我们时代人的普遍生活样态；但同时，作品也跨越时代之囿，书写了人的命运的飘忽感、无着感、荒芜感以及神秘性。叙述表层克制平静，叙事内部风起云涌；虽是现代小说，却在叙事内部又接续了传统中国叙述传统，《月落荒寺》形成了迷人、丰饶、复杂的叙述调性，堪称2019年气质超拔，独具魅力的长篇力作。 谢有顺：万方的《你和我》，冷静而又热烈，坦率而不乏隐忍。那段被深情回忆和逼视的个人史、家族史背后，着时代的风云和命途的多艰；那些被裹挟或试图作出抗辩的人生中，充满着骄傲和自尊、软弱和悲哀。那些在退却中黯淡、在时光中寂灭的，惟有在文字和记忆里。 林：在《你和我》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作家万方巧妙地设定了时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通过对以自己的父亲曹禺和母亲方瑞他们两位为核心的一众知识命运历程的真切书写，一方面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对那一段前前后后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了足称独到深入的与反思，是当下时代难得一见的文学佳作。 张莉：作为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写作者，叶兆言及其文字早已成为南京的名片。《南京传》中，他以叶氏独有的方式为南京写史，也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视角画下南京的肖像，开阔而有历史纵深感，生动而又有民间气，作为古城的南京，因为叶兆言的书写，再一次在文学中变得“活生生”。 何平：叶兆言的文学南京是中国当代文学城与人缔结密约的典范。“夜泊秦淮”迤逦而至《南京传》，叶兆言以文人之风度和汉语之雅致重现故都旧城湮没的辉煌。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陵，到1949年止，叶兆言“透过南京这扇窗户历史”，以极大的耐心和宏阔的视野重温一个民族的脉络，检点一个古老帝国却生生不息的密码。笔尖藏天下，写作蕴春秋，《南京传》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兼具文学的审美畅达与历史的考究严谨。叶兆言，以一己之力，摹写南京城的前世，绘铸其千年历史的巨变沧桑，一部南京传亦是叶兆言一个人具体而微的中国史。 申霞艳：《寂静的孩子》是袁凌花了四年功夫的采访结晶，全书叙事，让一个个具体的边缘儿童浮出视野。 木叶：一切归于寂静。而这寂静又源于喧嚣、繁华、匮乏、灰暗、无奈……在留守、超生、拆迁、孤苦、疾患等生活状态之中，蕴含着一个个孩子（和）的努力，底色悲凉却也闪烁着真切的行动，以及不断折叠的梦想。袁凌的笔触具体而克制，时空脉络简明，而又透出动人的辐射力。他不煽情，也不放弃注目与相随，以期呈现另一种大都市，另一片乡土，另一座大地。那些被文字所挽留的细微的看不见的存在和情愫，似乎外在于我们，却又在最深处内在于我们，进而激发新的思考：何为中国，何实，何为辽阔的与生命。 林：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天然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卢一萍，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祭奠阿里》中，所具体书写的是1950年代初期，解放军进藏先谴连官兵克服各种，战胜重重困难，翻越昆仑山脉进军的真实故事。作家不仅有着足够开阔的思想视野，而且更有着对丰富历史文献的田野调查功夫，再加赋异禀的写作才情，最终成就的，乃是一曲当下时代颇为罕见的英雄史诗。 贺绍俊：卢一萍的《祭奠阿里》以散文化的方式线年前一支解放军先遣连队翻越昆仑山脉孤军进藏的悲壮经历，作者怀着无比的情怀走进一群沉默的军人，从历史的遗忘里提炼出人类超越平凡的英雄。他以一种硬朗而又凝重的叙述，凸显了英雄的内核，他将阿里与军人融为一体，阿里既是一个身体极限的地域，又是一个寄寓神圣的。卢一萍以庄重的英雄叙事有力地回应了当今时代流行的和轻浮之风。 项静：《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提供了当代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真确中国人的标本，以一个文学界知识的阅历充分打开真实的生活经验，走近历史沉默的关节处。以质朴的叙事，试图在个人与时代、集体记忆之间寻找一种整合方式，以普通者和亲历者的视角为大历史和时代作注脚。 顾建平：让傲娇的孔雀应声开屏，这样令人脑洞大开的奇巧淫技，现实中未必有，小说中不妨有。局长要取悦情人，老板要献媚局长，马仔于老板，受雇于马仔，然后又外包给三教九流各人马，一项异想天开的献媚计划，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隆介是这个链条的核心一环，这位业余作家兼业余书画家，混世而愤世，迷恋杯中物，醉中寻欢朝不虑夕，而当他有朝一日动了真情，世界却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 《开屏术》以工匠缓慢稳实地铺展想象空间，基于写实间杂夸张因而略显荒诞，讥时讽世但主体平和宽厚。不爱美色钟情初恋的王局长，大度心慈的易老板，是情场和商场的另类。一团和气中冲进女主凌大花的一股杀气，故事顿生曲折。小说中像鲶鱼一样在浑水中存的隆介，是新鲜陌生的人物类型，他被时代挤压塑成，又被新时代的离心力抛向边缘，他的人生附着了低浓度的宿命感和低浓度的悲剧性，让读者极易在现实中找到认同。 仁发：小说《鲛在水中央》，将一个者与被害人的亲人置于面对面的情境之中，试图建立起照不宣的秘密通道，隐匿的一切在人物内心深处反复彰显，对话与潜对话构成某种戏剧性效果，感虽然逃避了现实的审判，但不得不承受更为致命的灵魂。故事的叙述如同在刀刃上行走，冒险而不失从容，尖锐而隐含悲悯。作者呈现的是往往被忽略的人性荒芜状态的探究。 张燕玲：尹学芸的小说，于烟火的庸常琐碎，于人际与家庭情感的裂变中，书写人性的幽明、和解与疏离。小说以“王云丫”的儿童视角，迷宫式地叙述了赤脚医生刘正坤被强悍的母亲控制后的心理畸变，这个乡村才俊，从热忱到克制与疼痛，到压抑与怨恨，最终爆发到与，惨烈荒凉。小说叙事平实犀利，想象强劲。从小切入，小到婆媳角斗的鸡毛蒜皮；却层层撕裂，直至大到性命与心灵的明灭，而人与人之间的情缘与疏离、的救命与害命，皆来自“青霉素”的意象，使人性的童真与相生相应却触目惊心，举重如轻却张力阔大。 岳雯：江湖未远，刀客独行。徐皓峰的小说多记述武林旧事，自成一格。《诗眼倦天涯》以清简别致的语言，诡谲绚烂的想象，创造性复活了一个疆域广袤与多民族交融的时代风貌。鲜血与、爱情与权谋、家国与异域、山河与风物纵横交错，织就了极富戏剧性却又清淡幽远的美学图景。小说曲终奏雅，这盛大而丰盈的一切皆为一念所幻化。之广阔幽微可见一斑。小说由此开辟了新的叙述道，为当代文学增添了异质性成分，也了中国文学的多种可能。 张定浩：《记》讲述一个母亲如何拉扯智障儿长大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而是不同的人之间的理解如何成为可能。借助灵动有力的叙事，薛舒向我们展现爱和语言之间深切的关联。因此，贯穿在这篇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内叙事，就不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封闭，而得以成为始终向着他者展开的探索。 纲：这是一部质询人性的尖锐之作。作者以大海深处的下降流作为隐喻，通过两组人物在潜海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巧妙地诠释了爱与占有、嫉妒、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看，它们都是人性中的非成分，是生命之海中难以预测的下降流，但它处处凸现了不同的生命情怀，以及这种情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伦理，耐人寻味。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的叙事稍嫌繁琐。 张定浩：凡一平《我们的师傅》有一种似乎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已经久违的好看，这好看不在于叙事技艺的彰显，相反，在于其隐没。我们仿佛重新置身于某种透明的作为中光底层的现实主义，而非涂脂抹粉或张牙舞爪的现实主义。不再有导游一样的叙事者喋喋不休地告诉读者正在发生什么，又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是事件、对话和人交缠在一起自行向前，并吸引读者自觉地跟随。而就在这样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中，我们会突然被一种巨大的温柔所击中，我们愿意停在那个相濡以沫的世界里，像小说最后那画面上的少年，而那幅画的作者，“我们的师傅”，他一直隐身。 金理：多元的艺术风格和探索勇气，使得陈春成在青年创作者群体中独树一帜。《音乐家》也许还未展现横空出世的惊艳感，甚至不乏阅读模仿的痕迹，却十足见出年轻写作者的诚意与用心：搭建一个异乡世界，对这个世界的物质外壳有细腻把握，对此世部、极权状态下人的生活与有精到的体贴。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年轻作家在颓败与的时潮中为读者指证、肯认生活的“应然”：无论在何种困厄境遇里，艺术和内心的应该成为我们的选项；而这一选择，将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张定浩：丁颜致力书写和表达的，是一些实质性的东西，譬如，，，以及金木水火土查询表平等，这些东西超越个体，也超越时代，却深深扎根于她所赖以生长的那个民族的血脉之中。《有粮之家》写甘肃地区“永泰和”粮号的遭际，却令人欣喜地避免了在汉文化传统中熟滥的以相互倾轧为主题的家族叙事，而是写出了一群有的人在边缘的相互扶持与守望。略显遗憾的是丁颜对于中篇文体本身存在的难度估计不足，叙事节奏上有慌乱之处，但瑕不掩瑜，她会是我们在未来十年最可信赖的作家之一。 李伟长：姚鄂梅的《外婆要来了》用小说发现了一段隐秘的产科生活，在错位与无奈陨落之间的婴儿生命，的是在之间摇摆的，这是一篇具有意味的作品。 孟繁华：这是迟子建在新时代讲述的“林海雪原”。小说的年代只是背景，作家要讲述的还是与人性有关的故事。瞎狼和敌手应该都是父亲的敌人，但父亲出于，一直喂养“喂不熟”的狼；战胜敌手日兵后，父亲炖吃了他的马靴，也用篝火火化了他的尸体。但是，父亲为什么这样做，他自己有几个不同的的解释。那里有观念的人性，也有本能的人性。父亲的矛盾是人性的矛盾，无论怎样矛盾——对狼还是对敌手，那挥之不去的还是人性本能的善，在父亲不同解释的话语里如金子般地闪光。小说结构奇崛，文气贯通，意味深长不露迹。 杨庆祥：他讲述弃子的一生，在无根的大地和海洋上飘零，时间皱褶如掌纹，一次次的迟到是对现代和国族的反讽。他的哀告有泪，变形中又镌刻着汉语的密码，这是他华丽而隐秘的纹身，在回旋和反复中成就为动人的叹息和故事。 仁发：小说《天台上的父亲》，由父亲”的身亡，引发一家人对他一生的生命轨迹的追溯与回忆，貌似写实的叙述中嵌入了许多荒诞因素，使人们熟知的历史空间为的艺术场域。人与人之间在表层的关切之下渗透着彻骨的冷漠，在不经意间勘探出现实的隐秘与荒凉，一种超越了时空之旅的气息弥漫在故事始终，对人类情感纠葛复杂性的逼近了极致。 李伟长：李宏伟的《沙鲸》以紧致的小说语言，从紧张的父子关系入笔，驰入二次虚构的世界，驱动狂放的想象力，在虚实间进出和游弋，以虚构之虚构，文本之文本，展现了小说家成熟的小说技巧和意识。 金理：《核桃树下金银花》写十七岁的“我”，重达一百九十三斤，自称“失败的胖子”，在一次偶然送快递的过程中，邂逅一位胖女孩，得其与调教，此后终于“摸准了自己命运的脉搏”。短暂的相遇，胖女孩究竟了“我”什么？她指给“我”看、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一种树”，一棵具体的核桃树；或者说，引领“我”重返核桃树与金银花的存在现场。只有恢复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力，才能正视生命内部的心灵图景，才能正视那些被忽视、被的人、事、物以及与之关联的一切。 遇见胖女孩之后，“我”携带着“者的”，重新置身于具体的事物中，恢复与他人、周遭社会的有机、有情联系，“不再与世界拧巴”。小说的主题是一次神启与命运的转折，这样的主题很容易写得夸张而轻浮，但弋舟“止于所当止”。明暗交界是弋舟特有的美学风格，这位作家对物理人情有近乎式的体察，就好像这篇小说中将超越性的落实于日常生活的细密纹中；但更难得的是弋舟对世界的一种直觉把握能力，这种能力在作品中往往显影于某一物品、物象，比如《随园》中如禅偈般的“执黑五目半胜”、《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的“凉造新泉”和湖底圣光，以及本篇中的核桃树和金银花……这些物品、物象和小说中人物命运与情节丝丝相扣，但又如“物自体”一般被阐释，接受诸如隐喻、象征般的条分缕析。 弋舟《核桃树下金银花》借书写一次邂逅，我们奋逆流而上，“指认此生的第一棵树木”，“一头冲进漫天遍野的壮观花海”，那是火光和灵韵绽现的源头，那是置身于具体事物中而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那是新鲜的感受力还未被僵死的语言所驯化的时刻，那也是你我的初见…… 纲：这是一篇暧昧而又迷离的小说，交织着各色人等的不同隐疾。有在上涂了化学药品，让女性生育能力的大学退休教师，有整夜在公园颠球的陌生人，有梦游的年轻母亲，有无奈杀妻的三流导演，有充满写作和酗酒的孕妇，还有莫名其妙打算替朋友处理尸体的制片人。这些扭曲而又的人性，通过略带饶舌式的轻松叙述，在都市的夜色中不断涌动，似乎让我们看到现代人的另一种生命线， 蔡东 《伶仃》 孟繁华：《伶仃》中被抛弃的妻子卫巧蓉，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丈夫出走后，她不惜丈夫，但丈夫确实洁身自好。小说以极端的方式写了丈夫出走后卫巧蓉的“伶仃”况味。当一切大白，卫巧蓉与生活和解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山峦连绵，白云飘过，青山依旧在，都没有改变。但对卫巧蓉来说“身边的变轻了”。经历过了，才会成为人生一场真正的幽默，她无须安眠药也可以轻松入眠。放弃怨恨和猜忌，与生活和解，就是作家赋予《伶仃》的一缕阳光。 思想者宁肯长于文学探索，小说以昔日少年的野性引领读者搭上呼啸而去的火车，一起捕捉琉璃厂到永定门火车站的流年碎影，捕捉小芹们在成长中心灵的幽明与流失的童真。在历史与人性的深处，在民居大院与京城外的故事空间，火车汽笛的鸣响化为小说的时间之声，咣当咣当奔向青年，渐成小说那束理想之光，也成就了作者新的历史叙述。叙事简洁而，决绝又富有节奏；小说粗粝而温暖，荒凉又澄明。 朱山坡在“蛋镇电影院”系列中让各色人等携带着各自鲜活的声口、性情、气质而生机勃发地登场。看电影是在一段封闭的时空内做梦，从醒来之后，再换下一批人进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孤独和、封闭和流通的辩证隐喻。小偷荀滑在危急时刻冲向电影屏幕上奔驰的火车而消失，又在十一年后从《东方快车案》的火车上跳出来。这两个穿越时刻与马尔克斯笔下俏姑娘坐着床单飞异曲同工。首先是媒介——火车，当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安排那列火车冲向银幕下的观众时，理想的强光穿透了现实，电影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的时刻。既然读者在朱山坡的下已然对“盗亦有道”的荀滑建立起认同感，干脆就和他一起在又一个电影奇迹中“归去来”吧。其次即便按照现实逻辑，小说也早就交代荀滑如何遵照父亲训示而苦练脱逃术，他经常出没于电影院，也许早就布下了“大变活人”式的魔术机关。总之，朱山坡既点燃了文学的奇想，又安插了密实的现实理据。如此艺术手腕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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