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理论原创不足、史料发掘不够等诸多严重问题，导致这一领域研究“后见之明”“结果预设”“刻板印象”等现象频频出现。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当务之急是要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出版史料的深度挖掘，促成该研究领域的“去熟悉化”。 以来，我国的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表征之一就是，作为对传统、经济、军事史的一种，人们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一生面。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一改过去的冷清场面，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其一，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现在的出版史研究，不再是行业内少数精英的自说自话，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新闻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加盟其中，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二，研究盛况空前。四十余年来，无论是的综合出版史料，还是地方性出版史料，无论是通史类研究著作，抑或专题性研究，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并填补了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 可是，在这热闹喧嚣的背后，也不无隐忧的存在。例如：有关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及叙事模式等方面，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高度趋同，缺少学科特色；因为论题单一、题材雷同，研究大都千人一面，了无新意；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领域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几乎没有展开争鸣和讨论，共识不多；等等。其中，研究方法和叙事模式的陈陈相因，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深入的一大障碍，存在“去熟悉化”①，亟需推动“去熟悉化”以提升研究兴趣。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中，至少存在“后见之明”、结果预设、刻板印象等三种学界的研究范式和叙事模式。以下分别述之。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提出，“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② 这种“由今及古”的历史考察方法，让研究者处在天然的“后见之明”的优越地位，使其了然历史发展结果，熟知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可以发现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许多重要事件及细节。使用这一手法，他们可以编撰出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历史文本。其不足之处是会忽略看上去与结果关系不大的一些枝节，损害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常常会不自觉地用现在的价值尺度去评判前人，以今情度古意。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大家使用得最为娴熟的考察及叙述方法，就是这种从最清晰、最熟悉的研究对象入手的“倒溯历史”法。一谈到近代出版机构，研究者就会习惯性地想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书局等少数几家出版巨头；一论及出版人物，其研究视野总出不了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几个人的圈子。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出版机构住了历史和市场的严峻，最终存活了下来，成了竞争中的胜利者。人以社存，这些出版机构的主事者，也自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自己应有的印记。它们或他们就成了历史学家眼中“已知的景象”和“最后一幅”“清晰可辨”的“画面”。 以这些活化石为依托来重构这一段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出版史学者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在书写胜利者历史的同时，往往遗忘了曾经的同台竞争者。例如，商务印书馆最初成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印刷机构。这从它的企业名称可以看得出来。在辛亥之前，与商务印书馆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出版机构还有不少，诸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彪蒙书室、广智书局之类。但在充满“后见之明”的研究者那里，进入视野的只能是最终的胜利者，文明书局等作为“分岔的历史”则被无情排除了。 “后见之明”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叙述中，也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评价。北洋时期，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主持人，曾经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张元济的解释是言论出版不，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有人就说，张元济的这套说辞多少有些推诿，以致惹恼了孙中山。孙甚至商务印书馆已被封建余孽所把持。但凡从事过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出版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政党和国家意志，是有禁区的。必须确保出版安全，才能谈得到其他。如果就此作为出版商人的张元济，那就有苛责古人的嫌疑了。我想，如果张元济能够预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以后的影响与地位，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抱持乐观之态度，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共识，哪怕其分属不同阵营。他们力图让人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一步一步向前演进的，后一阶段总是比前一阶段更为进步，并声称，这种演进是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中国学者杜维运就曾说：“就大体而言，历史是在进步之中的，逐渐由草昧几于文明，即使是踯躅而进，即使像蟹沿圆石而行，不时翻转。”③ 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论相呼应，一些中国出版史研究者每每将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建构为一个有目的的、有序的、通往某一个终点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相应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和时期。1840-1949年这一区间内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也不例外。例如：公开出版的各种中国出版史教科书，就基本上沿用中国历史的分期方法来编排相关内容，分为古代出版、近代出版和现代出版等几个部分。中国近代出版史教科书，也大体上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方法来组织内容的。 这种历史发展规律论，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果预设理论。这种理论，在面对丰富多样的原生态近代出版历史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以上述出版史的历史分期为例。由于是生搬硬套中国历史分期法，忽略了出版发展历史的特殊性，有些研究者甚至对“古代出版”“近代出版”“现代出版”等基本概念都不甚了了。因此，他们编撰出的中国出版史和中国近代出版史著作，与其说是试图将相应出版历史构建成一个由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层累递进的发展过程，不如说他们书写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出版史，只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出版活动的言说，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和替代关系。 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它既有简化认知过程、节省认知成本、迅速做出认知判断的优势，又存在以偏概全、忽视个体差异、导致认知错觉的风险。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中，就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被研究者贴上了如下标签：这是一家在近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化企业，与那个时代的大学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双子星座”。在这一巨大下，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该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例如，作为一家私营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引发了频繁的劳资纠纷，反映出了资本对劳动者剥削的一面。曾为商务印书馆学徒和店员的，以及服务于该馆编译所并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就领导或参与了该馆的运动。 中华书局内部劳资双方之间的斗争，也长期存在，有时还很激烈。因为“中华书局职工的待遇，除高级职员和主要编辑工资较高外，普通职员的工资是比较低的，可以‘清贫’二字来概括”④。例如，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该局动员职工回乡避难，上海总厂也于1938年1月4日正式关闭。不满被遣散的工人占领厂房，并与书局对簿公堂，斗争长达九个半月，最终捍卫了自身的权益。 从出版人物研究看，也还存在脸谱化、简单化的倾向。我们现在都知道，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他是阵营的人物，又逃到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并不能客观地评价他。 要去除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中日渐固化的研究范式、叙述模式，达成去熟悉化的目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马克·布洛克主张“由今及古”地考察历史，但他同时也强调“由古知今”考察历史的重要性，认为“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⑤这就是说，要“理解任何历史现象”，研究者都要将事件和人物置于彼时彼地，回到历史的原点，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进行考察。这时，映入我们眼帘的，定然是另一番光景：除了那些胜出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从业者外，还有无数为胜出者的所遮蔽的竞争者。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产生、发展并逐步取得优势地位的历史，就是中国出版业近代化的历史，那我们就不应忘记在华教出版和出版的引领带动之功，也不应忽略书局的探索促动之力。而民营出版业内部不同出版机构之间的相互支持和激烈竞争，更是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以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中心上海为例，有资深出版人就搜集到的资料和记忆所及，整理出上海一地近六百家近现代出版单位的材料，其中在1900-1911年间存在或创建的出版机构就有一百四十余家。⑥还有人曾统计，仅上海一地，生前对上海出版工作有过贡献的近现代出版家就有三百多人。⑦ 在百舸争流、千舟竞发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一家出版机构，都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成为行业的标杆；任何一个出版人，都有机会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代出版历史上，成为行业的楷模。反之亦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及其创办人、主事者，当时只是这众多近代出版机构和出版从业者中的一而已。他们或它们并不必然会成为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位于上海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商务印书馆损失了总资产的80%，暂时停业，解雇全部职工。中华书局的状况更加。六年经营危机发生后，它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甚至曾希望商务印书馆接盘。如果商务印书馆应对失误，而中华书局倒闭成为现实，那中国近代出版史又不知会是怎样一番模样。 回到马克·布洛克，从历史的原点出发，由古及今地考察历史，我们就能发掘中国近代出版史蕴含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可能性，消除“后见之明”的弊病。 创新出版史学理论，引入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是破解“结果预设”的最佳解决之道。任何一种史学研究范式，都不可能穷尽历史的解释。每一种研究范式，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接近真实的历史，但很多种研究范式得出的，则庶几可以重构或还原真实的历史。这种真实的历史，或许就是马克·布洛克所追求的“总体的历史”。“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⑧ 以中国历史学界现有的实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处在借鉴和模仿史学理论的阶段，还无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本土化解释体系。中国出版史学界就更不用说了。有学者坦陈：“出版史学的理论建构比较难，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比较难。”⑨相较而言，引进、消化、创新运用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还是切实可行的。叙事模式和近代化叙事模式，注重文本的书籍史研究与关注读者的阅读史研究，“倒溯历史”或者是顺溯历史等，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复旦大学信息与研究中心就组织团队，“尝试写出不同的报刊或媒介历史，在范式上有一个根本创新”，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⑩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一班人，则将生活史的、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探讨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此举不仅“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11)。 多样化研究范式的实践，能够有效扩大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领域，并促成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对线.发掘原始资料，改变“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出版史料的欠缺，或者是有选择性地使用出版史料造成的。后者姑置不论，我们更愿意来谈一谈出版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以来，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和地方性的综合出版史料，以及各种专题出版史料，都相继面世，品种繁多，空前丰富。但是否可以说，已整理出版的史料，足以研究者客观完整、不带任何地认识与描述中国近代出版史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已有的出版史料，从结构上说，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在叙事语境中，苏区、边区、解放区的出版史料整理和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支持，而国统区、租界，特别是沦陷区，乃至日据时期的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就明显滞后，有些几乎无人关注。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后者无疑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组成部分，应当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部分出版史料的整理和。 其二，近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个明显的在于，每当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出现，都会发掘出一批全新的出版史料。例如：中国近代报刊中的读者来信或编读往来之类的内容，从来都不曾引起出版史研究者的注意，但这些资料在阅读史研究者眼中，却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在多样性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均衡之处。如文字史料与书报刊实物史料、档案史料与口碑史料、中文史料与西文史料的失衡，等等。 总之，推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领域的“去熟悉化”，是促进该领域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仰赖两种方式：其一是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创新，其二是出版史料的发现与挖掘。而从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范式的引入、消化和创新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①③康乐，彭明辉.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80，118. 梦见河水上涨 ②⑤⑧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译.：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3-54，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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