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进入了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超越性的优秀作品。如何评价目前的长篇小说，也已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作家日前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长篇小说的新格局新面貌》，对近五年来我国的长篇小说作出了评价。其中说到周大新《曲终人在》、陶钝《一座营盘》和苗长水《梦焰》三部作品时，认为，“作者没有回到使文艺成为社会学文本或文艺为服务的老上去，而是更加自觉地坚守以写人为本位，特别在刻画理想人物形象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们今天说的长篇小说，严格地说是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在资本主义于欧洲萌芽发端以后，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此时出现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深刻地反映了置身于这种社会剧变时代中的各色人等的风貌，并深刻地影响了长篇小说的。当然，小说创作与纯粹的社会学文本是不一样的，比如了解欧洲的这段历史，阅读真实的历史著作可以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这段历史，但如果没有这些伟大作家所留下的这些丰富的长篇小说，我们对欧洲这段历史的认识就很可能只是抽象的，缺乏丰满而又形象的认知。直到今天，我们通过阅读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仍然能够对几百年前的这种社会剧变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魅力与价值。再举个我们身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的战争和的更迭，但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魏蜀吴三国争霸这段历史，这完全得力于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三国演义》起到了历史著作难以达到的作用。中国另外一些的经典小说如《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同样能够起到让读者认知社会的重要作用。 其实，自己在这篇文章中也说：“文学的中心是人，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其重要属性，尤其在一定国情下，社会性存在更应成为文学的表达内容。”既然如此，长篇小说与成为“社会学文本”就并不存在矛盾，作家没有必要将“社会学文本”作为一种，它反而应该是优秀作家追求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不是要求作家去写社会学教科书，用艺术手法来塑造身处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人物，让读者更细微地了解社会，了解社会中的人，才是作家的本分。 目前，我国的一些文学期刊热衷于刊发非虚构作品。非虚构作品产生的理由是文学作品的虚构写作不能承载起记录这个时代的重任。其实，这种说法混淆了文学的职能，文学的特长就是以虚构来塑造典型人物，以此来反映社会形态中的本质，使读者对社会有更深刻和立体的认知。即以提到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来说，它描写的是反斗争。小说通过艺术的提炼，让读者看到在军人成长过程中所的，从而对反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显然虚构作品所难以达到的高度。正是因为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回避了现实，长篇小说作为“社会学文本”的功能在退化，才导致了非虚构的崛起，这是作家的失职，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歧。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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