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意)安贝托·艾柯著，李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清单控，安贝托·艾柯似乎总是在开列各式书单，《悠游小说林》是其一，《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以下简称《自白》)是另外一种。《自白》缘起2008年艾柯为美国埃默里大学所做的文学，他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畅谈创作动机，也了一种的文学回归。 在《悠游小说林》里，他将话语权交还给以荷马、爱伦·坡为代表的作家，再造了一个个幽暗深邃的文学丛林。《自白》显然更加私人化。艾柯，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16岁时尝试写诗。时至今日，当年的作品大多成了“未完成的杰作”。其后近30年的学术生涯为他的人生早早地定好了调：学术是终身志业，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做了半辈子学问，直到年近半百，艾柯才提起笔，写起了小说。经历如此，难怪他的见解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比如，他从不相信所谓的“灵感乍现”。写作对于他，与其说是灵感的碰撞，不如说是另一种治学：创作小说好比起源、演化，作家就是“造物主”，无论如何不能轻率，更不可妄下。 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将文学限定在“虚构”这一狭隘的框架内，而将科学看作真实的“非虚构”。这在艾柯是完全不可取的。他知道，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作家也试图对百态来一番阐释，但他们绝不止步于“提问-回答”的写作模式。毕竟答疑解惑，在蒙昧与混沌之间找到唯一真实合理的答案是科学的，不是小说的功用。大仲马曾说，小说家创作的人物了历史学家笔下的人物，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描述的不过是逝去的灵魂，而小说家创造的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对身边之事，反而虚构世界的原因。其实，丘吉尔的滔滔雄辩并不比安娜·卡列尼娜之死逊色多少，现实生活也不尽是死水微澜，只不过它太真实，抹去了一切应有的想象。 但如果我们因此将“创意写作”与“非创意写作”一刀切开，则难免陷入片面的泥淖。如果说，创意写作仅仅是虚构一些与真实相的东西，那么托勒密(“地心说”的集大成者)是不是比大多数小说家更优秀？看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难道真的找不出一丝半点真实世界的痕迹？其实不然。在艾柯看来，文学发轫于生活，也反映生活，不管文本如何变化，其内核必然是社会的、现实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正是现实拉美的文学投影吗？梅尔维尔写白鲸，又何尝不是为了婉转地道出有关、人性这一文学的命题。 本着学术写小说，不是艾柯的独创。文学领域自古就有“造型描述”的概念，它要求作者极端仔细地描述一幅画、一座雕像或是一个场景，以无与伦比的现场感征服，“仿佛它就摆在眼前”。从荷马到但丁，从乔伊斯到博尔赫斯，这样的写作不在少数。《伊利亚特》用了近三百行诗句逐一介绍1186只舰船的构造，阿喀琉斯的盾牌容下了两座城市不同的风土人情……如此这般，社会、日常生活尽收其中，活脱脱就是一幅工笔描摹而成的浮世绘。艾柯相信荷马之所以能做到如此精细，乃是因为“他熟谙他所处的世界，懂它的规律、它的前因后果。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赋予它以一定的形态”。 这种“身临其境”之感恰恰是艾柯一直以来汲汲追求的写作目标。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就像是地“筑造一个世界”。小说描述“真实世界的某一角落里发生的相对短暂的地方性事件”，人物和故事大可以任意虚构，真实存在的也好，子虚乌有的也罢，都无伤大雅。地理、语言气候等背景资料却必须合乎常情，与故事的时代、人物的境遇严丝合缝紧紧贴合在一起。如果作家不肯老老实实地做足功课，反倒是天马行空般地使出“大挪移”，大笔一挥把艾菲尔铁塔搬到纽约中央公园，让中世纪的士满嘴跑火车，开口闭口就是现代高科技，那么随之而来的故事要么是荒诞，要么是穿越，却都不具有撼动的力量。 所幸，和穿越都不是学者艾柯所好。《自白》里反复论及的其实是一种精雕细刻式的写作。艾柯说他创作时，“一方面需要蒙住读者的眼睛，一方面思要特别清晰，每每提到一处所在，都是经过精打细算，不差毫厘”。正是因为这种“精打细算、不差毫厘”才造就了他笔下钟摆一般精准的世界。我们读艾柯，常常会被小说里密集的术语、繁复的引文和层出不穷的百科知识弄得眼花缭乱，乃至筋疲力尽。但如果抛开这些不谈，阅读时也一定会被小说里诸多精致的细节描写所打动。 比如《傅科摆》第四章写到主人公卡素朋在巴黎的一次夜游，“我沿着古老的街道漫步，为那些如歌的街名着迷，大街、爱之、小大街……”这些“如歌的街名”着实让人迷恋，但细节的却绝非妙手偶得，背后自有一番不为人知的功夫。艾柯自称，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来自于一个简单的意象。如何让一个、一个念头变为“有血有肉的真人”，还得靠作家一手一脚来填充。我们且看他在动笔之前都做了怎样的文章。在创作《傅科摆》期间，艾柯曾经一连好几天，于凌晨时分穿行在巴黎街头，对着袖珍录音机，记下他看到的一切，“这样才不会把街名和道交叉口给弄错”。 如此严密、谨慎，自然经得起最苛刻的读者百般挑剔的目光。如果说，科学论著是封闭的，以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将所有可能的阐释拒之门外，那么，小说无疑是的，没有一定之规，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读出的意味。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从《追忆逝水年华》中读出那么点的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也不是什么难事，“普鲁斯特也许对这样的解读不满意，但却很难驳斥它”。事实上，即便存在误读的风险，艾柯并不、也不反对阐释。他认为，写作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读写双方的智力博弈。在《悠游小说林》里，艾柯提到“读者的角色”，每一种文本都是一台“需要读者手工操作的懒洋洋的机器”，高明的读者不仅懂得如何操作“机器”，而且知道如何“机器”。他希望读者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想象，大胆质疑、解析文本，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固有的论述，被别人的看法牵着鼻子走，“某种特定的解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自然的”。唯其如此，小说才不会沦为作者自言自语的“独白”，才能真正变为写与读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谷立立) 延伸内容： |